更高效、更透明、更专业、更独立，是高校基金会的愿景
谈起武汉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下称“武汉大学基金会”）的校友捐赠文化，武大基金会秘书长邓小梅神情不禁飞扬了起来，“过去校友与学校的关系维系很松散，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我们才打开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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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三方大学评价机构艾瑞深校友会网发布的2021校友会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名显示，武汉大学以30.43亿元的校友捐赠总额排名全国高校第三，这是创校历史上的最高排名。目前，这所高校的校友捐赠文化已经蔚然成风，捐赠总额持续稳定增长。近10年，武大校园内校友捐资助建的大楼、场馆不下十栋。最近的消息是，“蓝月亮”创始人罗秋平又为武汉大学捐赠了一栋大楼。
和其他一些头部高校基金会一样，武汉大学基金会近年来因为屡获大额捐赠而进入公众视野。但对于高校基金会具体在做什么事情，如何进行管理运作，公众鲜有了解。
人的因素
武汉大学基金会校友捐赠文化的形成、捐赠额的飙升并非一蹴而就。
武汉大学基金会在1995年成立，至今已有28年历史，是全国高校中最早成立基金会的学校之一。成立之初，是以武汉大学校友基金会的身份运转的，直到2005年经湖北省民政厅批准，更名为武汉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在28年的发展历程中，2011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2011年以前，武汉大学基金会的发展相对缓慢，无论是在整体捐赠额方面，还是公益项目方面，都没有太大起色。
2011年后，武汉大学所获捐赠逐渐形成规模。在邓小梅看来，这是由国家民营经济繁荣发展、校方持续努力和校友鼎力支持三方面因素共同造就的。“2010年后，随着国家民营经济繁荣发展，积累了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大额捐赠的人；武汉大学地处中部地区，区位优势不明显，学校办学资金不能满足学校想要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愿景的需求，此时武大新上任的校长眼光向外，着力谋求社会资金尤其校友对学校办学的支持，基金会的地位由此凸显。由此发端，后来武大几任主要领导都非常重视基金工作。截至目前，武大已经形成了近200人左右的有能力进行大额捐赠的校友群体，不断为武汉大学进行大额捐赠，逐渐成为风气。”
2021年11月30日，黄春华捐赠签约仪式举行，1982级校友黄春华通过私人慈善基金会，向母校武汉大学捐赠4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55亿元）。
武汉大学基金会超过90%的捐赠来自校友。查询武汉大学基金会2019至2021年度年报显示，这三年的到账捐赠收入在逐年提高，分别超过了1亿元、3亿元和5亿元。
武汉大学之所以有浓厚的校友文化氛围，邓小梅认为“人的因素很大”。2010年，武汉大学时任校长李晓红提出，学生、教职工和校友是学校建设发展的三支力量，校友这一股力量第一次被提到了和另外两个力量并行的重要位置。学校书记校长带领工作团队拜访校友，参与并支持校友组织开展一些联谊活动、学习活动和公益活动是常事。正是这些频繁的互动活动增进了校友与母校之间的感情，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促进了校友对学校的认同和支持。
“武汉大学的校友凝聚力很强，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宇业集团董事长周旭洲等，有这样十几个核心人物，他们不仅持续不断为母校捐赠，还会为学校提供捐赠信息，动员更多校友向母校进行捐赠。”邓小梅介绍说。
三年的疫情，让武汉大学校友捐赠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凸显。据微信公众号“武汉发布”显示，疫情期间，武大校友捐赠人数超过40万人次，向武汉市累计捐款捐物超12亿元，占武汉市接受捐赠总额的四分之一。除了武汉大学及其附属医院，武大校友还支援和捐助了湖北省69个地市州县的600多家医疗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
“超出想象”，这是邓小梅当时最直接的感受。她认为，与其他头部高校相比，武汉大学的校友可能并非是最富有的群体，“但在捐赠热情方面，一定是佼佼者”。据2017年的一项统计显示，高校累计向母校捐赠100万以上的校友人次武汉大学排第一，1000万以上的排第二。疫情期间，各地校友会也会自发组织小额捐赠支持武汉抗疫，从几十元到几百元几千元几万元，大家踊跃参与。武大系校友企业家群体表现尤为卓著。
疫情期间，如此大规模地组织对校外开展公益捐赠，对于武汉大学基金会而言是第一次，这在高校基金会中也并不多见。华北电力大学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杨维东对高校基金会开展校园内外项目有过一个观察：“与一般的社会组织不同，高校基金会的社会职能也分为主副两个方面。主职能体现在高等教育属性方面，副职能体现在公益慈善方面。社会公益、助力脱贫攻坚或乡村振兴等副职能的履行，大部分是依托于主职能的履行而履行的，而不是单纯为了履行副职能而履行。”
邓小梅表示，疫情期间武汉大学基金会尝试履行社会公益职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在基金会内部，当时对于是否要对外进行捐赠、该如何分配捐赠资金也曾出现过争论。作为基金会秘书长，她认为基金会除了服务于学校，也可以像其他慈善组织一样，在社会层面做一些捐赠、推动一些面向社会的公益项目。
在校友捐赠文化逐渐培养起来的同时，武汉大学基金会还要开始考虑对捐赠人的回馈。在邓小梅看来，回馈仍显不足。“目前主要靠校友对学校的情怀与感恩来维系，实际上并不可持续。未来该如何更好地回馈与维系捐赠人，我们还需要建立起一套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共赢发展应该是一个方向。”
2017年8月26日，武汉大学人才引进基金捐赠仪式上，陈东升、周旭洲、毛振华、曾文涛、陈作涛、何绍军、于成等校友分别与学校签订人才引进基金捐赠协议，设立人才引进基金，首批捐资总额达1.05亿元。
校方主导
在武汉大学基金会内部，捐赠收入如何使用与管理，是由学校、基金会与捐赠人三者来共同决定的。邓小梅说，武汉大学基金会在其中的角色，可以概括为“管理与监督”。
举例来讲，假如捐赠人想要为学校捐赠一个公益项目，基金会要在捐赠前对捐赠人和捐赠项目进行合规性审查，符合规定后才会接受捐赠。捐赠资金实行项目管理制，每个捐赠项目会指定责任单位，制定项目管理办法，对资金使用的决策机构、决策程序、使用范围进行约定。项目实施需要经费时，项目责任单位需要按程序进行决策，并通过学校捐赠资金管理系统向学校基金会提出资金支出申请并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基金会对资金使用申请进行合规性审查，获得同意后，基金会会将资金转入学校财务处相应账户，由财务处来处理报销业务。
目前，对于绝大多数高校而言，在捐赠资金的整体决策和资金使用方面，主要还是由校方来主导。有时候会遇到捐赠资金用途和捐赠人意愿不完全相符的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基金会来进行协调。邓小梅说，“在执行捐赠项目时，尊重捐赠人意愿，按照捐赠协议执行是第一原则。”
武汉大学基金会的办公地点，同时挂着另外两块门牌：校友事务与发展联络处、校友总会秘书处。目前基金会还没有设置专门的筹款部、投资部， “筹资是基金会秘书长的首要职责。我要花费相当大的精力谋划筹资工作，多渠道收集捐赠信息，调动多方面积极性促成捐赠意向达成，并推动捐赠意向落地。干好这个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不仅需要事业心、责任心，还需要智慧和经验，需要靠情感投入和时间投入积淀人脉优势。”邓小梅说。
在这样一套管理模式之下，武汉大学基金会在2021年共开展了31个公益慈善项目，支出超过1.7亿元，主要涉及奖助学金的发放、人才项目、学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乡村振兴项目等。
邓小梅告诉《中国慈善家》，2017年后，武汉大学基金会开展的捐赠项目方向根据学校发展需求和捐赠者捐赠意向发生了变化，以前项目构成中，奖助学金、基础设施建设类传统项目偏多，捐助教学科研楼的需求逐渐饱和，于是基金会的工作重点转向了人才与学科建设方面。例如2021年设立的“武汉大学泰康医学与教育”专项基金，对于学校医学和生命科学学科建设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在高端人才引育、硬件环境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对学科发展助力很大。
3月23日，武汉大学“传承珞珈薪火，共迎百卅校庆”武汉大学全球校友“同传一面旗”活动正式启动。
更多可能性
在筹款和项目管理之外，高校基金会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职能——通过投资实现捐赠资金的保值增值。由于高校基金会普遍存在投资专业力量不足的情况，加上投资环境与政策发生很大改变等各种原因，捐赠资金的保值增值目标给当下各大高校基金会带来比较大压力。
据年报显示，目前武汉大学基金会主要以购买基金、信托、银行理财等资管产品的方式进行投资。邓小梅介绍说，当下学校基金会的投资理财并无专职的专业化团队运作，更多是靠校友和学校教师中的金融法律专家的支持来投资，目前基金会可以用于投资和保值增值的资金体量达到十几亿元，每年还在按增加1亿至2亿元的趋势增长。
依托校友的机构或企业进行投资理财并非长久之计。但是，对于武汉大学基金会净资产体量来说，如果聘请专业投资理财团队，成本过于高昂，且难以请到专业人才加入团队。所以，武汉大学基金会目前正在推进投资模式改革，力图通过委托头部资管机构打理资金的方式来实现捐赠资金的保值增值。
此外，据邓小梅介绍，每年武汉大学基金会用于校园奖助学金的支出在2000万元左右，只占学校奖助学金总支出的约4%，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基金会用于学校的支出近年来每年超过一个亿，而且呈较大幅度递增趋势，但是在学校整体支出中占比依然较低，与西方发达国家高校基金会相比，差距还特别大。把高校基金会做大做强，力争为高等教育作出更大财力贡献是高校基金会共同目标。
邓小梅希望，武汉大学基金会能够尽快做到百亿元以上的净资产规模，十年不行十五年，每年对学校的财力贡献达到5%以上，管理团队更加强大，资金筹集、项目实施和资金投资更加专业和规范，基金会的独立性和吸引捐赠资金的能力更强，不仅服务好学校发展，还能为社会公益事业作更多贡献。”
作者：陈柯宇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万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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